大红鹰娱乐关了,那个好玩的诗人流沙河,离开了

作者:匿名
时间:2020-01-11 18:42:4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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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红鹰娱乐关了,那个好玩的诗人流沙河,离开了

大红鹰娱乐关了,文 | 艾江涛

先是误传,接着辟谣,可诗人流沙河,还是在昨天下午三点四十五分,离开了这个世界。

著名诗人流沙河(1931~2019)

对许多像我一样的八零后来说,流沙河的名字,是伴随选入中学课本的那首《就是那一只蟋蟀》,为我们所熟悉。“就是那一只蟋蟀/钢翅响拍着金风/一跳跳过了海峡/从台北上空悄悄降落/落在你的院子里/夜夜歌唱/就是那一只蟋蟀/在《豳风·七月》里唱过/在《唐风·蟋蟀》里唱过/在《古诗十九首》里唱过……”

在那只为传统文化与家国之思浸染的蟋蟀背后,是流沙河与台湾诗人余光中的一段文字之交。据流沙河的第二任妻子吴茂华回忆,1980年初夏,香港《天天日报》副刊编辑刘济昆给《星星》诗刊编辑流沙河寄来《当代十大诗人选集》等三本台湾出版的诗集,并在信中一再劝其读读台湾现代诗,以为两岸诗艺交流搭建桥梁。起初,流沙河不以为意,但随着阅读的深入,他逐渐喜欢上了那些诗歌。1982年,流沙河在《星星》诗刊开始系统介绍台湾诗人,一年下来,推介了十二位台湾诗人,并在次年出版《台湾诗人十二家》,在国内产生巨大影响。

自此,四川诗人流沙河与曾在重庆度过少年时代的余光中,书信往来不断。流沙河在后来出版的《余光中一百首》中自称隔海成了“余迷”,言谈之中颇为谦抑:“写诗我也落伍,愈看愈丑。丑女嫁不脱,改行当媒婆,不以明智乎?”

余光中则回应:“流沙河是蜀人,我因抗战岁月在四川度过,也自称是‘川娃儿’。流沙河本名是余勋坦。他赏识我的诗,当然不是因为同乡又兼同宗之谊,不过这种因缘也添了巧合之喜。蜀人最擅‘摆龙门阵’,流沙河逢人说项,竟然像说书人一样,在大庭广众之间开讲起我的诗来。言之不足,继又宣之于笔,先后出版诗话三卷,开头两卷还是杂话,到了《余光中一百首》,索性单话我了。”

可以说,大陆后来掀起的“余光中热”,流沙河功不可没。只是,所以在此絮叨两人之间的这段往事,原因在于,人们往往谈起流沙河,便要谈到余光中,至于诗人流沙河到底写了什么诗歌,倒反而不再重要,这多少于前者不公;再者,余光中毕竟有眼光,他提到蜀人擅摆龙门阵,流沙河晚年确曾花费大量时间,像说书人一样为公众讲解《诗经》《庄子》,以传承经典文化为己任。

2017年11月,成都,流沙河为读者签名。(成都商报张直 摄/视觉中国)

流沙河原名余勋坦,在1940年代开始写作时,他最初给自己起的笔名是“流沙”,后来发现已有人用此笔名,遂改为“流沙河”。有趣的是,后来他的身份证名字也被登记为“流沙河”,真名反而从此不显。

像王蒙、宗璞那代作家一样,爱好文艺的流沙河也是校园里的进步青年。1949年秋天,他以第一名成绩考入四川大学农业化学系,但入学后不去听课,只写东西,结交校外的文学青年。在成都解放前夕,流沙河写下一首《送别》:“江岸/黑暗的边沿/渡口/光明的起点//别了/朋友/哪天出了太阳/哪天就能见面//死亡的/快要死亡了/新生的/走向胜利的明天”。

成都解放后,流沙河被《川西日报》副刊主编、作家西戎调进报社工作,从此成为新中国的文艺工作者。他到农村去体验生活,写作了一些不太成功的短篇小说,最终决定努力写诗。1956年,流沙河参加了作协第三期文学讲习所,在结业回川的火车上,写了题名《草木篇》的五首小诗。

回头看,这是一些以草木言志、寄托一时感兴的短章,题旨正在篇头所引白居易的两句诗:“寄言立身者,勿学柔弱苗”。比如对于白杨,流沙河这样写道:“她,一柄绿光闪闪的长剑,孤零零地立在平原,高指蓝天。也许,一场暴风会把她连根拔去。但,纵然死了吧,她的腰也不肯向谁弯一弯!”

然而,就是这样一组今天看起来有些平淡的短诗,却给流沙河带来灾祸。那正是他参与创办《星星》诗刊这本建国后第一本官方诗刊时意气风发的时光。在自传中,流沙河回忆,“《星星》编辑部只有四个编辑:白航(主任),石天河(执行编辑),白峡(编辑),流沙河(编辑),即二白二河,反右派运动中无一幸免。一个编辑部弄得全军覆没,像《星星》这样的,海内仅此一家,再无二例!一九五七年元月,《星星》创刊号面世十四天以后,在《四川日报》上受到可怕的指责,罪名是假‘百花齐放’之名,行‘死鼠乱抛’之实。发表在创刊号上的《草木篇》,本来是微不足道的东西,也招来了省市两报大规模的猛烈的轰击,使我惊讶。”

1957年创刊时的《星星》诗刊

年轻的诗人被开除公职,留在省文联大院监督劳动,扫地、烧水、拉车。后来,又被派到省文联图书资料室协助工作。“文革”开始后,流沙河被押解回老家劳动改造,拉了六年大锯,又钉了六年包装箱。只是,写诗的积习依然难改。在被划为“右派”的漫长岁月里,流沙河写作了三千行的《三人行》,一千行的《秦火》,可惜这些诗稿都没有保存下来。

1978年9月,《星星》诗歌月刊连同流沙河的《草木篇》,都被平反。1979年10月,《星星》复刊,流沙河再度被调回那时工作时,已是47岁的中年人。

像许多“归来的作家”一样,能够再度写作的流沙河兴奋不已,他接连写下《梅花恋》《故园九咏》《草木新篇》《草木余篇》《新的与旧的》等诗歌。在《新的与旧的》一诗中,流沙河写道:“我爱新的/新的岁月新的人/我爱旧的/旧的朋友旧的诗//我爱新的/新的民主新的法/我爱旧的/旧的笔砚旧的书”,一种淡淡的隽永与忧愁。

《星星》复刊后的办公室。从左至右为白航、流沙河、曾参民、陈犀。

只是,流沙河的诗歌写作并没有维持太久。有人批评他在1980年代写作了诸如《梅花恋》《一个知识分子赞美你》等颂歌,他自己则声称自己过于理性,感性不足,写诗“只有骨头,没有肉的”,是个失败的诗人。在1989年春天写作《了啊歌》之后,流沙河告别了新诗写作。

对诗歌写作,他有一种清醒的反省,一次在回答记者提问时,他说:“我早期写诗,到一九五七年之后基本上就停了。进入七十年代末,我又开始写了,我的绝大部分诗,我跟你说,都是宣传。我把太多的热情放到宣传里边去了,我想要用诗歌宣传很多东西……一九九零年,我万分悔恨,我说我这一辈子都还在错,我就赌咒发誓离开诗歌了,我去搞我自己热爱的事情。我不写诗,实际上有很大的自我谴责的成分。”

熟悉流沙河的人,都知道他是一个好玩的人,谈吐之间随处可见机锋与性情。在1990年代初,流沙河与一群文友到青城山游玩避暑。人群中,流沙河嬉笑怒骂,最为活跃,同坐的诗人邵燕祥把吴茂华拉到一旁说:“在当今作家文人中,你家夫君读书杂多,随口说出来的零金碎玉都很有意思,让其随风而散就可惜了,你何不记下留与后人呢!”于是便有了吴茂华后来整理的《草木之秋:流沙河近年实录》。

在这本书中,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。九十年代中期,在一次诗歌会议上,有位诗人抨击台湾诗歌:“什么台湾诗人了不起,我看十个台湾诗人都当不得一个大陆的诗人!”众人一脸愕然之际,流沙河淡然说道:“一以当十,打架肯定赢!”

虽然不再写诗,流沙河并未离开诗歌。他选择以摆龙门阵的方式,来讲《诗经》《庄子》包括古文字。从2009年起,流沙河在成都市图书馆开始固定讲座,多年从未间断,成为成都人心中一道隽永的风景。

流沙河对古代文字与典籍的兴趣,恰恰来源于1957年被打成“右派”之后。在有关那段时光的回忆录《锯齿啮痕录》中,他回忆起自己1962年在省文联图书资料室的生活,“饭吃饱了,力比多过剩,想做学问,好像发了疯,有鬼在祟我,拼命去攻许慎《说文解字》。这一部辉煌的文字科学著作,每一页内都有一个奇妙的世界,任我遨游其中,沾沾自喜自己的后半生找到了一个寄托。”

读书每有所得,他往往一个人与古人对话,口中念念有词。“常规的对话方式是埋头攻书,抬头凝目窗外,微动嘴唇默语,蜀人谓之‘说鬼话’。特殊的对话方式便是躲在公家藏书室内,作大学教授状,踱来踱去,高谈阔论,时而娓娓,时而滔滔,辅之以手势,配之以笑容,就像我们四川的名伶王永梭演他自编的独角谐剧那样。”

得益于那段时间如痴如醉的学习,流沙河奠立了深厚的古文字、古文学基础。深厚的学样,加上来自生活中的智慧,常让他对古代文字与诗歌有新颖而独到的看法。

谈到“尺”字,流沙河说:“《说文解字》把它分为‘尸’和‘\’,说了半天没说清楚。我在乡下拉大锯,丈量木版的尺寸时,不是用尺子,而是用手,拇指和食指叉开为一卡,刚好五寸;今天的五寸,相当于周代或战国的一尺。湖广土话,把‘吃饭’说成是‘qia’饭,这下我就有了新发现。所谓‘尺’字,并非文字专家所讲,是‘尸’和‘\’组成的合体字,而是一个象形字,像用手比量之形,那一撇一捺,便是伸开的拇指和食指。”

在《诗经》中,《周南·汉广》和《秦风·蒹葭》,历来被视为男子追求意中人不得的民间情歌,流沙河对此却不认同。他通过十几年前在钱塘江的一次观潮体验:“大家都坐着,在那儿吵吵闹闹的,吃方便面的,喝啥子喝口可乐的,啥都有,奥,杂乱不堪,我们中国人是这样。突然一下,就有人吼一声:‘来了!’”联想到这两首诗都是写当时的民俗活动,“这个民俗活动概括起来就是古人给每条河都找到了神,每年民俗活动都定期到河边聚会,向这个神致敬是祭祀,也用歌舞去娱乐,这就是民俗活动。”

本来,诗无达诂,但流沙河用他对古代文字与历史的深入理解,加上诗人的颖悟,为人们提供了完全不同的视野。对他来讲,那种新发现的喜悦,大概不亚于写出一首美丽的诗歌。

那个好玩的诗人、学者流沙河,离开了我们。但正如他喜爱的现代诗人戴望舒所写的诗句那样:“一切美好的东西永不消逝,它们冰一样地凝结,而有一天花一样地开放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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